暨南大学龚世平团队破解黄河鳖分类谜题，为黄河生物资源保护和增殖放流提供关键科学依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通知》等重大方针政策的深入实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已经成为生物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开展增殖放流和种质资源保护，首先需要厘清本地物种的分类身份和遗传背景。否则，盲目实施增殖放流，不仅会浪费保护资源，而且会造成遗传侵蚀，破坏生物多样性。

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养殖龟鳖类之一，历史上被认为广泛分布于长江、珠江、黄河等主要流域。长期以来，黄河流域分布的鳖类一直被称为“中华鳖黄河品系”或“黄河鳖”，并广泛应用于养殖、育种及增殖放流实践。然而，近年来，暨南大学龚世平教授团队对部分采自黄河陕西大荔的鳖样本分析发现，其遗传特征与东北鳖（Pelodiscus maackii）更为一致，因此怀疑这些样本是人为放生引入的外来动物，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黄河流域地处中华鳖与东北鳖分布区交汇地带，黄河鳖究竟属于中华鳖，还是具有独立演化历史的东北鳖地理谱系，一直缺乏系统证据，也成为制约黄河流域鳖类资源保护和增殖放流的重要科学问题。

针对这一关键问题，龚世平教授团队在黄河流域开展广泛采样，收集来自陕西咸阳、渭南、榆林、合阳，山西临猗，宁夏银川，甘肃灵台等地野外鳖样本，并采集当地黄河鳖原种场的样本，采用整合分类学研究策略，综合核基因组SNP、线粒体基因组数据，重建了黄河鳖与鳖属相关物种间的系统发育关系，比较了黄河鳖与中华鳖和东北鳖的外部形态与骨骼特征，并对黄河鳖的分类身份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估。

研究结果表明，黄河鳖并非中华鳖，而应归属于东北鳖，是东北鳖在黄河流域形成的独特地理谱系。研究发现：

（1）核基因组SNP系统发育分析显示，黄河鳖形成独立分支，并与东北鳖互为姐妹群（图1-A）；

（2）线粒体基因组系统发育分析进一步证实，黄河鳖嵌套于东北鳖支系内部（图1-B）；

（3）基于线粒体ND4基因的遗传距离分析表明，黄河鳖与东北鳖遗传距离仅约0.02%，而与中华鳖达到2.61%，二者已发生显著分化。

形态学研究同样支持上述结论。黄河鳖体色多呈赭黄色或淡黄色，背甲散布细小黄色斑点，腹甲颜色较浅，背甲裙边腹面缺乏典型中华鳖常见的黑色素沉积(图2、3)。经体型校正后的形态测量和骨骼比较进一步表明，黄河鳖与东北鳖在多项形态性状上高度一致，而与中华鳖存在稳定差异（图4、5）。

本研究首次通过整合分类学证据，厘清了长期被误认为“中华鳖黄河品系”的黄河鳖真实分类身份，明确其属于东北鳖黄河流域地理谱系，修正了长期沿用的错误分类认识，丰富了我国鳖属物种的分类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也为黄河流域鳖类种质资源保护、人工繁育亲本管理、资源评估和增殖放流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在农业农村部推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规范管理、强调“放流物种必须是本地土著种、严禁外来种和杂交种”的政策背景下，本研究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1）在黄河鳖保护实践中，应将其视为具有独立遗传背景的土著种质资源，而非中华鳖的一个养殖品系；

（2）人工繁育和增殖放流活动，须严格以黄河本土种群为亲本来源，避免引入南方中华鳖或其他地区种群造成遗传混杂，维护黄河土著种质资源的遗传完整性和适应性；

（3）在种质资源库建设、自然保护地管理及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中，应将黄河鳖作为东北鳖重要的地理遗传单元进行系统保护，为国家生物种质资源保护、生物安全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相关成果以Integrative evidence resolves the taxonomic identity of the Yellow River softshell turtle previously assigned to Pelodiscus sinensis(Wiegmann, 1834)为题，近日发表于国际知名动物分类学期刊《Zootaxa》。暨南大学龚世平教授为论文第一作者，硕士研究生劳淇为共同第一作者，李佳璇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梁倩茹为通讯作者，德国莱比锡大学Uwe Fritz教授、匈牙利学者Balázs Farkas等参与研究。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270542）和广州市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资助（2025A04J3510）。

原文链接：

https://mapress.com/zt/article/view/zootaxa.5839.2.6